“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实践和经验，更要发掘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叙事智慧。本期围绕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研究推出三篇论文。其中，傅道彬教授认为，《左传》的文学突破恰恰在于“闲笔”的历史叙述上发生了从宏大事件向生活细节、从外在叙事向心灵叙事、从拘谨肃穆向诙谐幽默的审美转向，从而表达出小事件推动大历史的历史观念，体现了春秋文学的历史进步；杜桂萍教授指出，本应以叙事见长的戏曲饱受诗性文本挤压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借助于一些叙事元素如宾白、科范、关目等推动叙事发展，在达成“演奇事”的同时，指向“畅奇情”的旨归也一目了然，并成为戏剧冲突的重要推动力；郑晓峰博士则对《离骚》的三次周游及其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度解读。
（李洲良）
南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局部）》 资料图片
历史叙事愈是通向往古，愈是庄严肃穆，充满神圣感和紧张感。早期的历史叙事是宏大的，缺少细节的；是外在叙述的，缺少内在心灵表现的；是神情紧张的，而缺少诙谐幽默的。在《尚书》叙事里历史主角是尧、舜、皋陶、禹、汤、伊尹、微子、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通常是半人半神，庄严崇高，不苟言笑，很少见到他们心灵的变化。他们的语言常常是自上而下的训话，高屋建瓴，一言九鼎，不容置疑。因此上古历史表现出以崇高为主的美学风格，很少幽默，很少轻松，总给人一种肃穆紧张的感觉，这样的历史美学风格在《春秋》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来。所谓“《春秋》谨严”，即是叙事艺术的庄重矜持，因此《春秋》依旧带有上古史学正襟危坐的美学风格。
《左传》的文学突破恰恰是对宏大事件即所谓“正笔”的历史突破。在“正笔”之外，《左传》对小事件、小人物、小情节、小趣味的所谓“闲笔”的历史叙述上，发生了从宏大事件向生活细节，从外在叙事向心灵叙事，从拘谨肃穆向诙谐幽默的审美转向，体现了春秋文学的历史进步。童庆炳说：“所谓‘闲笔’，是指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叙事节奏，扩大叙述空间，延伸叙述时间，丰富文学叙事的内容，不但可以加强叙事的情趣，而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诗意感，所以说‘闲笔不闲’。”（童庆炳等《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闲笔”看似“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部分”，但其绝不是对历史主题的游离之笔，而是对作品思想和艺术的深化，是对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这种文学上的闲笔、侧笔看似闲情逸致、云淡风轻，却更富有艺术趣味，更具有揭示历史本质的力量。
庄子从自然逍遥的思想出发，屡屡标举“心闲而无事”（《庄子·大宗师》）、“无江海而闲”（《庄子·刻意》）的精神境界。刘勰以“入兴贵闲”（《文心雕龙·物色》）的理论，将“闲”的精神状态纳入文学创作的艺术表达。“闲”不仅是叙事的，也是抒情的，不仅是历史的事笔，也是抒情的诗笔。“兴”，讲求感兴，讲求象征，不直指，不切近，不急迫，本质上也是从“闲笔”着手的艺术方法，是一种悠远祥和从容舒缓的审美追求。明清之际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明确提出文章的“正笔”与“闲笔”的概念，以为“正笔”与“闲笔”并不在于字数多寡，从文学上说，作者着意处“文虽少，却是正笔”，而所谓“闲笔”却往往写得汪洋恣肆“绚烂纵横”（金圣叹著，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总是先有文学事实，才有文学概念。“闲笔”这一概念虽然是渐进的、晚出的，但从《左传》的大量的细笔、趣笔、奇笔、偶笔的运用上看，“闲笔”已经是春秋时期历史文学的历史转向，标志着一种自然轻松充满趣味的文学笔法的成熟。
“闲笔”不是游离于叙事主题之外对无关紧要情节的描述，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左传》开启的一种独特文学笔法。
《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左传》叙事常常在宏大处用“闲笔”，由细琐的世俗生活，显现恢宏的政治主题，从而组成巨细映衬、大小对比的叙事单元，表达一种小事件推动大历史的历史观念。
春秋人对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审美精神有特别的喜爱。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之战，晋国将领栾鍼看到楚国子重的战旗，便想起出使楚国时向子重介绍过晋国军队“好以暇”（《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7页）的特点，所谓“暇”，杜预注谓“闲暇”（同前），这种“暇”在战场上就是一种神闲气定从容不迫的精神气象。为了证明晋国军人的战场上的悠闲从容的品格，栾鍼竟然在激烈战斗中向楚国主将子重献上一壶酒，子重竟也一饮而尽，然后两国继续投入战斗，“旦而战，见星未已”（同前）。栾鍼所言非虚，晋国军人确实喜欢在战斗中摆出一副悠闲自在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范。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国军队逃命途中，战车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楚国军队竟教导其卸掉车板，轻装逃命。晋人此时仍然有心思开玩笑：“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春秋左传正义》第180页）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中，晋国将领韩厥已经追赶上齐顷公，而其并不急于俘获齐国国君，而是从容地“奉觞加璧以进”（《春秋左传正义》第54页），言辞温雅，谦敬有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国将领郤至几次与楚共王相遇，郤至不是求战却脱下铠甲，疾走如风，表示对敌国国君的尊敬。襄公二十四年晋楚棘泽之役，晋人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二人毫无畏惧，坐在战车上一面弹琴，一面冲入楚军阵营。这种从容镇定的悠闲，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的从容不迫，也转化为春秋文学的精神品格。“闲笔”写出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春秋文学的艺术品格。
“闲笔”往往描写的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却具有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双重意义。从结构上说，历史的发展过程总是起伏跌宕的，有云飞浪卷电闪雷鸣，也有闲情逸致云淡风轻，“闲笔”的加入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闲笔”往往是“正笔”的有机构成，没有了“闲笔”，“正笔”也显得呆板僵滞，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而从主题上说，“闲笔”常常通过小事件、小情趣显示历史的大主题、大格局，彻底说来，“闲笔”比“正笔”更突显了《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思想跨越和艺术进步。
《左传》常常在风云激荡处宕开笔墨，写出一两件小事件、小情节，以小事件显示大历史发生的具体情景，以细微处展示大人物真实的心理动态。隐公十一年郑国、齐国、鲁国联合伐许，大兵压境，弱小的许国风雨飘摇，但作者却突然写出郑国在颁授兵器时，郑大夫公孙阏与颍考叔相互争车的情景，颍考叔“挟辀以走”（《春秋左传正义》，第34页），公孙阏“拔戟以逐之”（同前）。战场上颍考叔高擎郑庄公的战旗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登上城墙，而公孙阏却从城下突放冷箭，致使颍考叔不死于敌人的明枪，而死于内部的暗箭，这让整个战争叙事陡起波澜，惊心动魄。襄公三十年记昔日威风凛凛而又嗜酒的一代郑国正卿伯有，在良驷之争中惨死于羊肆中，行笔至此，《左传》突然回忆起十一年前公孙挥与裨灶经过伯有家门前“门上生莠”（《春秋左传正义》第311页）的旧事，杜注“以莠喻伯有”（同前），此时的伯有执掌郑国，权倾朝野，而《左传》却在宏大的叙事里突然嵌入一棵小草的描写，在波谲云诡的巨大政治风云里以特写的方式描述了飘摇而无根基的莠草，为伯有悲惨的命运做了预言和铺垫。《左传》定公十年，宋景公宠爱向魋，将公子地的四匹白马转送给向魋，引起公子地的不满，向魋准备逃亡，宋景公伤心欲绝，竟然“目尽肿”（《春秋左传正义》，第447页），为自己的宠嬖哭得双目红肿，一个细节写出了景公内心的无限悲伤，这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次写出一个人双泪长流两目红肿的动人细节。
钱钟书《管锥编》有“一饭之恩仇”（钱钟书著《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页）的论述，一饮一饭，分配不均，看似小事却往往引发政治的连环报复，甚至造成激烈的流血冲突、朝野动荡。宣公二年郑、宋大棘之战中，宋国主帅华元被俘，其原因是战前华元“杀羊食士”（《春秋左传正义》，第164页），犒劳将帅，却独独没分给驾车的羊斟，羊斟气愤不已，战斗开始竟然驾驶战车直接将华元交给了郑军，造成了宋人的惨败。宣公四年，郑国大夫子宋、子家一起朝见，子宋以其“食指动”（《春秋左传正义》，第167页），预言此日“必尝异味”（同前），而恰逢郑灵公烹制楚人送来的大鼋，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故意召见子宋而不分给他大鼋，子宋染指而出，两人最终杀死了郑灵公。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公膳日双鸡”（《春秋左传正义》，第298页），而饔人却将鸡更换成鸭子，御者又换掉鸭肉只送上肉汁残汤，这让子雅、子尾愤怒异常，从而导致齐国庆氏集团被逐事件的发生，而这场宫廷流血事件又恰恰改变了齐国的政治走向，致使陈氏家族在崔、庆之乱中渔翁得利，篡取了齐国的政权。定公二年，邾庄公与大夫夷射姑饮酒，夷射姑外出小解，守门人向其索取肉食，夷射姑不但不给，还夺过守门人的拐杖敲打他的头颅。守门人后来故意在朝廷上“以瓶水沃廷”（《春秋左传正义》，第430页），并说这是夷射姑小解所致，结果邾庄公大怒，寻夷射姑不得便自投于床，却不小心跌倒在炭炉里，烧烂了皮肤，不治而亡。
“细笔”不细，“闲笔”不闲，《左传》的眼光是独到的，宏大的历史往往从细微处走来，大历史常常是由一连串小事件构成的。在叙事结构上，“细笔”“闲笔”通常具有章法的结构意义。
（作者：傅道彬，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